我猜想，这个茶房在他那个教堂执事席里待了总有四十年了，因而不能再继续谈论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话题了。他问我晚饭要吃点什么。
我觉得自己又回到英国了，而且实在为特雷德尔感到丧气。看来他似乎已经没有希望了。我轻声柔气地点了一块鱼和一份牛排，然后站在火炉前，沉思默想着特雷德尔默默无闻的处境。
我眼看着茶房头子离去，心里不禁想，能渐渐开出特雷德尔这样一朵花的花园，是个费尽心力、历尽艰辛才能发迹的地方。这儿有着那么一种墨守成规、顽固不化、一成不变、庄严肃穆、老成持重的气氛。我看了看整个房间，觉得它地上铺的沙子，毫无疑问，跟那个茶房头子还是孩子时的铺法，是完全一样的——如果他曾是一个孩子的话，不过看起来像是不可能的；我看了看那些闪闪发亮的桌子，从那老红木一平如镜的深处，我看到了反映出来的自己的影子；还有那些油灯，灯芯修剪得整整齐齐，灯台擦得一尘不染；舒适的绿色帷幔，由纯铜的杆子支着，严严实实地围着间间厢座；两座烧煤的大壁炉，烧得通红明亮；那一排排高大的注酒瓶，好像能让你感觉出那底下有着大桶大桶昂贵的陈年葡萄酒；看了这些以后，我深深感到，不管是英格兰还是它的法律界，确实都很难用强袭攻取的。我上楼到自己的卧室，换下了湿漉漉的衣服；这套装有护墙板的老式房间，空旷宽敞（我记得它就在通往法学院的拱道上面），四柱床的宽大庄重，五斗柜的严肃无畏，这一切仿佛全都联合一致，向特雷德尔的命运，或向任何他那样敢作敢为的青年，严厉地皱起眉头。我又走下楼来吃晚饭。就连吃饭的从容不迫，这地方的肃静有序——由于法庭的暑期休庭还没过去，这儿没有客人——都明白地显示出特雷德尔的胆大妄为，表明在今后的二十年内，他的生活希望极为渺茫。